“改革先锋”中的地方烙印

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大会上,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受到表彰。这些被表彰者的改革标签中,有不少带着明显的地方烙印,比如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王伯祥;以及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人吴仁宝等。“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些地区所代表的先锋模式,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回顾学习。

每经记者 杨欢 朱玫洁    每经编辑 刘艳美    

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40年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在大会上,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受到表彰。这些被表彰者的改革标签中,有不少带着明显的地方烙印,比如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打造寿光蔬菜品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王伯祥;以及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人吴仁宝等。

这些被标注的地方有的是我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有的是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县域样本;还有的是民营经济拓荒者、市场经济探路者;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些地区所代表的先锋模式,以及在改革开放中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回顾学习。

“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小岗村


图片来源:新华社视频截图

改革先锋: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和其他被表彰的个人不同,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所代表的是一个18户的集体。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此后一年,小岗村全队粮食总产量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人均收入达400元,相当于1978年的18倍,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大包干精神”的热潮。

作为改革开放珍贵文物,“大包干”契约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彰显了小岗村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国改革标志的历史地位。

就在今年2月初,小岗村进行了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分红,实现了从村民“户户包田有地”到“人人持股分红”的转变。

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确权颁证的“红本本”,再到集体股份合作、“三变”(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改革的“分红利”,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表示,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

“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


图片来源:摄图网

改革先锋:王伯祥 打造寿光蔬菜品牌 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寿光则改写了中国“菜篮子”发展的历史。

作为被国务院命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每年有无数的绿色蔬菜从寿光的大棚和种植基地流向全国各地的餐桌。

回顾寿光的发展史,1986年6月,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刚刚上任的他决定把蔬菜作为全县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撬动蔬菜产业。

从上世纪80年代成功研制冬暖式蔬菜大棚以来,以蔬菜产业为核心的寿光农业,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一路发展壮大,并积极向全国输出技术、人才,带动全国农民增收致富,打造并叫响了“寿光模式”。

在2011年,寿光成功发布了“中国·寿光蔬菜价格指数”,截至目前,农产品物流园日均交易量达到1500万公斤,年交易蔬菜80多亿公斤,成为全国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

“天下第一村”江苏华西村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改革先锋:吴仁宝 华西村改革发展的带头人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平原北侧,1961年建村。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全国大多数农村实行“大包干”时,老书记吴仁宝提出,“大包干”是个好东西,但华西人多地少、不宜分田到户,华西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由此,华西提出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全村600多亩粮田集体承包给村里的30名种田能手,把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刚刚起步的乡镇企业。华西的工业化之路自此迈上了新征程。

根据华西村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华西村村民人均年收入约220元,2017年已超过9万元,是1978年的400多倍。

作为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富起来的村庄代表,也是坚持集体经济模式、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发展为民”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华西村发展的整个历程。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表示,这40年,华西村顺应改革开放浪潮,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规则,为村庄发展赢得了先机。同时,华西村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天下第一街”湖北汉正街


图片来源:摄图网

改革先锋:郑举选 小商品市场“汉正街”模式的主要开创者

江汉汇流,三镇鼎立,是大武汉的城市格局之魂。而被誉为“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是古汉口镇的发祥地,因南临汉水、东接长江、得水独厚而商贸发达。

1979年,在郑举选的带动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拉开了全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大幕,个体经营户发展壮大到3400余户,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创业群体。1982年,汉正街率先突破政策限制,允许批发销售,获得了“天下第一街”和“市场流通体制改革风向标”美誉。“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一时广为流传。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形态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汉正街未来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武汉长江主轴战略规划的背景下,汉正街启动“二次创业”,立志告别传统批发物流仓储业态,打造以时尚创意、现代金融、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中央服务区,重构汉正街的商业版图。

“民营经济拓荒者”浙江温州


图片来源:摄图网

改革先锋:南存辉 温州民营经济的优秀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以家庭自营经济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农民供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温州模式”悄然诞生。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作为民营经济拓荒者、市场经济探路者,凭着“温州模式”,温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温州全市GDP从13.2亿元提高到5453.2亿元,增长了412倍;人均GDP增长248倍;财政收入增长575倍……

除了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就,社会事业建设也有许多中国第一。比如第一个集资建造的机场龙湾国际机场,第一条最长的公路桥温州大桥,第一条股份合资铁路金温铁路。温州还是全国第一个获准电话号码升8位的地级城市、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诞生地。

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表示,“温州的探索实践,揭示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规律,对于中国改革的思想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本身所创造的发展速度和经济价值。”

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县域样本江苏张家港


图片来源:江苏卫视截图

改革先锋:秦振华“张家港精神”的塑造者

张家港以港兴市的战略,从1992年真正意义上开始。当时,秦振华刚走马上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全市可用财力仅8000万元,市内综合实力在苏州县市中垫底,港口条件不及南京港、镇江港、南通港。而面对当年国家要在江苏省建内河港型保税区的机遇,张家港背水一战,打响了申报保税区的大决战,3个月1284户村民动迁完毕,6个月完成区内“五通一平”,抢回“保税区”这个金娃娃。

配合一系列改革举措,两年后,张家港在经济总量、入库税收、外贸出口、外资引进等方面从苏州各县市中垫底水平一跃至领先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初起,秦振华与80万张家港人,锻造出了 “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的张家港城市精神。张家港快速崛起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港口国际化,城乡一体化”,创造了“张家港经验”,而其城市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抹亮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乐在张家港调研报告中指出,“张家港市的成长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缩影,是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一个县域样本”。

中国经济特区“试验田” 广东蛇口


图片来源:摄图网

改革先锋:袁庚 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蛇口,位于珠江出海口东侧的南头半岛,与香港元朗、流浮山隔海相望。直到20世纪70年代,蛇口还是一个荒僻的南海渔村。

作为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蛇口工业区这片1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中国经济特区的“试验田”。被称为“蛇口之父”的袁庚率先在这里打响改革开放“第一炮”,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一声呐喊冲破思想禁锢,直叩人心。如今,这个口号已然成为蛇口的符号。

蛇口的建设首先是从港口开始的。为了吸引外来投资,首先要满足原材料和产品进出的需要,港口是关键。为此招商局在蛇口第一项投资就是建设港口。这被称之为“蛇口模式1.0”。

而如今历经30多年的打造,以港口为龙头和切入点,以临港的产业园区为核心和主要载体,系统解决制约产业转移的硬环境短板和软环境短板,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的平台。这一同步开发“前港-中区-后城”的模式被定义为“蛇口模式4.0”。

可以说,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在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缝隙。市场经济开始在蛇口的土壤上孕育、成长,并最终被全国认可、接受。

“世界第一大市场”浙江义乌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改革先锋:谢高华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

《义乌县志》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担‘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鸡鸭鹅毛、废铜烂铁,以取微利。”

而今,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小小的鸡毛也飞上了天。1982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允许经商办厂、允许长途贩运、允许转包土地,并进一步确立了“兴商建县”(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

由此,义乌市场从马路摊点摇身一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从内陆小城一跃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国际化世界商贸名城。

有关数据显示,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境外客商常年在义乌居住,年入境的外商已达50万人次以上。而义乌的小商品通过中外商人的努力,已出口到了全球219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没买过义乌商品的不会超过5个国家。

责编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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