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肾移植到猴身上，存活超620天刷新纪录，异种器官移植迎来“中国时刻”

手术台上，一颗猪肾在血管接通后迅速变为鲜红色，并在5分钟内开始泌尿。台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刚盯着监护仪——这个动作他重复了20多年，从刚开始的肾脏发黑、手术台上就发生排斥，到如今鲜红如常、存活超过620天。

这不是一个人的突破。陈刚身后，是中科奥格首席科学家邓绍平从哈佛带回的视野，是中科奥格创始人潘登科在中国克隆出的第一只基因编辑猪，是四川内江持续的关注与投入，是上海宝济药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一款新药。多条独立演进的技术路线，跨越30年，最终在2024年交汇于一颗猪肾之上。

这颗植入猴子体内的猪肾目前已存活超620天，刷新亚洲纪录。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短缺”的叙事——到2023年，中国有13.4万人登记等待肾移植，只有不到九分之一能实现。异种移植要回答的终极问题是：当人的器官不够用，异种器官能不能顶上？

一颗变成鲜红色的肾脏

手术台上那颗被植入猴子体内的猪肾脏变成鲜红色的时候，陈刚知道这一例有希望了。

血管接通后5分钟，猴子的新肾脏开始泌尿，颜色正常，监护仪上的数据平稳地跳动着。

这是陈刚做了20多年异种移植手术后，依然让他心头一紧的瞬间。那种紧张感没有消失过，只是从对失败的恐惧，变成了对成功的确认。

“20多年前第一次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陈刚后来回忆。

1999年，他还是博士生，导师陈实教授承担了“863”计划里一个几乎没人敢碰的方向——异种移植。那时没有基因编辑猪，他们只能把普通猪的肾脏和猴子的血管吻合。

刚开始都是一模一样的结果：5到10分钟，肾脏开始变花、变暗，起初有尿，很快就彻底没了。超急性排斥反应像一堵铁壁，没有任何一例能翻过去。即使用了抗补体药物辅助，那个年代的存活纪录也只有13天。陈刚没有想过，20多年后这个数字会变成超过620天。

跨越这段距离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1991年，正在美国留学的邓绍平，在麻省总医院亲眼见证过基因编辑猪的潜力，也深知“猪”才是异种移植的全部起点。

2009年，邓绍平决定回国。临走前，他跟麻省总医院签了协议——把他们的基因编辑猪带回来。但最后一步卡在了政策要求，猪跨不过太平洋。

邓绍平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2010年，潘登科站在实验室里，盯着基因型鉴定报告——中国首例GTKO基因敲除猪诞育成功。这位在动物克隆领域默默耕耘多年的科学家，无意间补上了中国异种移植产业最缺的那块拼图：自己的猪。

2016年，邓绍平拨通了潘登科的电话，邀请他参加2017年成都首届异种移植交流会议。2018年，潘登科离开北京，来到成都，创办中科奥格。而在同济医院，陈刚也在为新一轮异种移植等待新的力量——高适配性器官供体猪。

2024年，第一批DPF级（无指定病原体）供体猪从四川内江运抵武汉。这批猪通过剖腹产、人工喂养、全程隔离，彻底切断了猪巨细胞病毒（CMV）的感染渠道——这个病毒曾像隐形杀手一样，让此前几乎所有的“猪到猕猴”异种肾移植活不过一个月。

当时，陈刚团队连续完成6例移植，最短的存活45天。那例迄今为止存活超过620天的猴子，来自陈刚团队的第三批实验。但它并非没发生过危机。

500天的时候，蛋白尿出现了，新生抗体开始升高，这是危机的信号。陈刚拨通了一个电话，那头是上海宝济药业的研发团队。他们带来了一款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IgG剪切酶。“他们说这个药可以把致病抗体剪切掉，而且国际上同类产品只能用一次，他们的可以反复使用。”陈刚当时将信将疑。

结果用药后，蛋白尿立即转阴。猴子又平稳度过了120多天。

陈刚等人庆祝实验猴生存超过600天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从5分钟到620天，不是一条直线的延伸，而是三条路径在30年后汇聚于一个坐标——一颗从四川内江出发、在武汉接入猴体，并借助上海药企新药度过排斥危机的猪肾。

供体、临床与药物的跨区域衔接，也让这项技术显露出产业化的轮廓。

一座西部城市押注的未来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生物制造被列入未来产业，生物医药被纳入新兴产业，异种移植恰处在两者交汇处。当技术逼近临床，它要回答的便不只是存活纪录能刷多长，而是哪些地方能通过持续投入，把研发、生产、资本和政策组织起来，把技术窗口转化为产业机会。

放眼全球，能够批量供应临床级供体猪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在中国，以企业形式运作并形成规模的，目前仅有中科奥格。

它落在四川内江，这本身就让人意外，也提出了一个区域产业问题：一项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未来技术，为什么会由这里接住？

邓绍平印象深刻。当初论证异种移植项目、争取纳入国家慢病重大专项与国家级颠覆性项目期间，众多领导和专家十分不解，前沿医学领域的科创企业为何选址内江资中？

这个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那一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派了两名司长到成都调研异种移植项目，8页纸的决策参考直接报送中央领导。该专题报告虽引起高层领导关注和重视，但国内没有可用的基因编辑猪，谈什么都太远。

近十年后，把项目接住的仍然是四川。

2019年，潘登科在四川内江寻找合适的猪种。他随口提了一句“想建个基地”，当地接住了这个提议。此后，成都聚合企业研发和科研力量，内江以资中基地承接供体猪培育和生产，一条“成都研发、内江生产”的区域分工逐渐成形。

内江持续的关注与投入，对于一个2024年GDP才突破2000亿元的城市，殊为难得。在资中县，异种器官移植被列为“头号工程”，由资中县属国资企业主导设立的重龙绿色基金也成为中科奥格股东。

中科奥格位于四川内江的供体猪培育中心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地方对异种移植的关注，正在从支持单个科研项目，转向围绕技术制高点、转化平台和区域产业增量配置资源。放在“十五五”的产业视野中，这不只是争取一家企业，而是尝试在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的交汇处抢占先发位置。

此外，四川也是目前全国唯一将“异种移植”写入本省“十五五”规划的省份——在“抢占前沿领域科技制高点”与“促进川中四市加快发展”两节中均有布局。

技术冰山露出的产业坐标

超620天的存活数字，让中国异种移植第一次有了一个被全球同行认可的时间坐标。如何把这个时间坐标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坐标，是下一个重点课题。

但陈刚心里清楚，一个孤例不代表成功。学界有一个标准：连续6例移植中，60%以上存活超过6个月，才能证明方案可重复。

2026年，新一批8例基因猪的实验正在进行。有一例即将达到半年，状态良好。“下半年再完成4例，如果都能达到6个月，明年中期就可以申请临床试验备案。”陈刚说。

国家层面的计划比他更急。目前，国家慢病专项已拨款3亿元支持异种移植相关课题研究，中科奥格牵头1.5亿元。规划写得很明确：2026年10月中期考核后，后两年推进3至5例人体临床试验。

全球也在提速。

2025年初，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首个猪肾移植临床试验，Ⅰ-Ⅱ-Ⅲ期合并推进，一次性批了50例最多可招募患者总数。“我们跟全球顶尖水平差的主要是时间和数据的累积。”陈刚说，“供体猪的基因编辑、临床手术水平、术后的新药研发，我们已经不逊于美国了。”

另一端，患者的需求也一直在无声地催促着这件事。

2024年，中国器官移植约2.6万例，全球第二。但实际需求至少30万例。以肾移植为例，2023年登记的等待者已达13.4万人，等待与移植比例9:1。

陈刚团队的实验猴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在《学习时报》撰文时披露了一个数字：异种移植涉及基因编辑、生物育种、高端医疗器械、新型免疫药物全产业链，全球带动的上下游产业规模超过千亿美元。

置于“十五五”的语境中，异种移植的意义由此超出一场手术。它处在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的交汇处，并将基因编辑、生物育种、供体猪培育、高端医疗器械和新型免疫药物拉入同一条转化链条——从这个角度看，那只存活超620天的猴子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尖顶。

一条先慢后快的曲线

临床转化的机会，也在猴子存活到500天时那次排斥危机中显现。上海宝济药业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IgG剪切酶说明，异种移植走到今天，决定成败的不只是供体猪和手术本身，还包括核心药物能否同步跟上。

“宝济的CD154抗体跟IgG剪切酶搭配得非常好，进口的CD154抗体反而会被剪切酶破坏掉。这个组合目前是全球领先的。”陈刚说。

邓绍平看得更远：“美国人花了十几年在动物实验里摸索特殊免疫方案，现在中国自己的药企也在做这件事——这就是机会。”

供体猪的产能也在跟上。中科奥格内江加涿州两个基地，年产200头DPF级猪。北京平谷的国际研究院正在装修，欧洲布局也在推进。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城市而言，关键不是把所有环节都留下，而是把稀缺上游能力做深，并嵌入更大的创新网络。

“都在动。”邓绍平说。

政策的信号也越来越明确。2026年5月1日，《异种移植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第一次对供体猪的DPF环境、病原微生物检验等提出国家标准。邓绍平的态度干脆：“规范的企业有实力，有保障。那些达不到标准的，该淘汰就淘汰。这是好事。”

但他也承认，这条路上仍然挑战重重，比如认知。

邓绍平说，国内真正系统做异种移植临床前研究的，全国掰着指头数就三五家。国内某顶尖医院的一位大专家，至今不看好异种移植，“觉得太遥远”。

钱也是问题，但不是简单的“有没有钱”的问题。

在邓绍平看来，优化资金统筹配置，集中优势资源深耕前沿领域，异种肾移植项目一定能够实现重大突破。聊到未来的时间表，他罕见地给出了具体判断：“一切顺利的话，5年后小范围使用，10年后有望相对广泛使用。”

陈刚的回应更谨慎。记者问他有没有信心超过美国异种移植动物存活超两年的纪录，他沉默了一下：“信心肯定有，但我们要先达到60%的存活门槛。科学不认信心，认数据。”

从5分钟到620天，中国异种移植走了一条先慢后快的曲线。最后一段路，考验的不只是科学，还有政策的路径选择、资本的耐心、团队的规模，以及整个产业对“长期主义”的认知。

当被问到“你对未来乐观吗”，邓绍平的反应不是回答，而是反问：“如果哪天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你希望它是人给的，还是猪给的？大部分人不会在意来源，能救命就行。”

产业叙事的最终落点，仍是病床前朴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