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定义与规模口径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2022年7月印发的《关于推动“口袋公园”建设的通知》，口袋公园面积一般在400至10000平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园、小微绿地等，具有小巧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使用等特点[1]。
口袋公园又称袖珍公园。2024年6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明确该指南适用于城市内口袋公园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工作，并提出因地制宜、便民亲民、安全舒适、节俭务实、共建共享5项建设原则[2]。
与普通城市公园相比，口袋公园、袖珍公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规模和选址上。口袋公园多利用城市边角地、空闲地、拆违腾退土地见缝插绿建设，作为大型综合公园的补充，重点解决群众身边公园绿化活动场地不足的问题[1]。
二、全国建设进展与“十五五”目标
全国口袋公园建设数量：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余个[6]。这是“口袋公园全国有多少个”这一问题的官方口径数据。
年度口袋公园建设规模保持高位。新华社2026年3月报道显示，2025年全国打造口袋公园4700多个，建设城市绿道5800多公里[4]。央广网2026年9月报道，2026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5]。
“十五五”口袋公园建设目标已经明确。2026年5月公开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全国城市更新主要量化任务中“城市绿地”一项的公开目标为建设改造约5万公顷，内容包括新增公园及社区绿地、提升既有绿地品质。2026年9月18日，住建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城市生态修复工程，新增15000个口袋公园，同期改造提升2万公顷城市公园绿地、建设改造2万公里城市绿道[3]。
部分省份已将口袋公园、公园绿地任务纳入“十五五”量化安排。据中指研究院《2026中国城市更新年度发展报告》整理，福建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提出建设公园绿地1000公顷，吉林省“十五五”规划提出改造提升公园绿地600公顷。
三、选址逻辑与建设方式
口袋公园、袖珍公园的选址区分新旧城区两类条件。按《口袋公园建设指南（试行）》，在旧城区，充分挖潜城区内的边角地、空闲地、拆违腾退土地及其他可利用空间规划建设口袋公园，提高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在新城区，结合绿地相关专项规划，以“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为目标增补配置口袋公园，构建布局均衡、配套合理的城市公园体系[2]。
口袋公园建设方式包括留白增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等，要求充分尊重和利用场地原有地形和植被，突出地域文脉特征，形成“一园一品”景观格局[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22年通知中还要求，口袋公园选址优先选择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不足的区域，注重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和大树老树，优先选用乡土植物，增加活动场地，落实适老化和适儿化要求[1]。
口袋公园实施主体方面，各地通常由城市管理部门或住建部门牵头组织，属地街道和社区参与选址协调，方案设计和工程建设由设计、施工单位承担，管护责任在建成后移交明确。中指研究院报告将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更新列为城市更新的独立类型，指出公园绿地等公共空间更新为住房和经营性空间持续使用提供基础，片区综合更新中需要与住房、产业、商业、道路统筹安排。在方案确定环节，部分城市建立民意收集机制，贵阳市在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过程中以“坝坝会”为载体收集群众需求、听取群众意见，使口袋公园规划设计吸纳民意，并逐案组织方案设计评审和技术指导服务[13]。
四、口袋公园建设改造案例（旧城区）
以下口袋公园案例均来自旧城区存量地块改造，按“地块前身—改造方式—功能配置—可借鉴点”整理，可作为袖珍公园、小游园设计的参考。
南京秦淮区鼎新路口袋公园（草桥清真寺口袋公园）：南京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地块为棚户区拆除后闲置多年的空间，面积约3000平方米，采用“地上公园＋地下停车”复合模式开发，地下建设二层智能机械停车场提供91个泊位，地面为融入海绵城市理念的绿化游园。这一模式为老旧城区同时缓解停车难和缺绿少憩问题提供了空间复合利用路径[8]。
武汉江汉区西北湖口袋公园：武汉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地块为约5600平方米的闲置地，采用“地上生态休闲＋地下停车配套”的立体开发模式，地上打造全龄段友好的休闲空间，地下新增停车泊位，缓解周边商圈与老旧社区的停车压力[9]。
徐州云龙区和平桥口袋公园：徐州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地块为老衬衫厂拆迁后的闲置地块，约3800平方米，改造中巧借场地高差打造阶梯式台地花园，并将风雨遮阴廊建成以“苏轼治水”为主题的文化长亭，实现休闲功能与文化传承结合[11]。
南京罗廊巷以西口袋公园：南京罗廊巷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地块为低矮逼仄的棚户区，约1995平方米，采用“微更新＋逐步介入”的温和改造方式，保留修缮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天国建筑及壁画和百年枇杷树，设置空中活力廊道与滑板运动场[12]。
上海普陀区中环篮球公园：上海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地块为中环高架与苏州河相交的桥下空间，改造前为堆放杂物、车辆乱停的“灰色”地带，改造后建成12片标准半场篮球场并配套夜间照明，高峰期需排队入场，年服务人次超10万[7]。
上述口袋公园案例的共同点在于均不新增征地，而是利用棚改腾退地、桥下灰空间、拆迁闲置地等存量空间，通过复合开发、功能叠加或文化植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中指研究院报告将这类做法归入“从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盘活”的更新逻辑，并指出公共空间更新需在体检和规划阶段统筹功能、公共配套与资源利用。
五、资金渠道与投入机制
口袋公园建设资金来源已形成财政资金、专项补助和社会资本三个层面的组合结构。口袋公园建设谁出钱、钱到哪去？据《法治日报》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是口袋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能否探索出多元化的资金与运营机制，已成为能否将“千园之城”蓝图绘到底的关键。据曾刚介绍，市级财政资金是许多地区口袋公园建设的主要来源，城市更新补助等上级专项补助也为部分项目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并取得显著成效[6]。
口袋公园建设资金上级渠道方面，中指研究院报告整理显示，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970亿元支持城市更新专项，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1600亿元支持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中央财政继续支持重点样板片区和机制建设，公共空间类项目可纳入相关渠道争取支持。湖北省住建厅投入40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支持口袋公园建设[9]。
社会资本参与口袋公园建设已形成可核查的实践。据住建部典型案例摘编，柳州市累计新建口袋公园38个，其中7个由社会资本参与，累计引导企业投资口袋公园建设8350万元[10]；广州市荔湾区的骉和园由区人大代表推动所在企业出资改造，实现企业出力、居民受益[6]。中指研究院报告同时指出，从“建造城市”到“运营城市”，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在项目不同阶段各有投入与经营安排，公共设施与经营性空间可能由不同主体承担。
六、运维成本与管护机制
口袋公园后期维护费用（运维成本）主要包括绿化修剪、设施维修、环境卫生、水电消耗和治安巡查等日常支出。口袋公园养护费用高吗？据《法治日报》报道，口袋公园面积虽小，但日常保洁、水电、绿化养护等费用保障不充分正成为部分城市的“新负担”，尤其在区县层面财政压力较大、资金缺口明显；口袋公园管理职责往往涉及园林、街道、社区等多个主体，职责界定不清容易形成管理盲区[6]。
口袋公园失管案例同样存在。据精神文明报调查，2021年底建成的重庆南岸区俊逸江南口袋公园，因建设方迟迟未移交、无专项管护经费，开放后逐渐沦为“失管地带”，当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介绍，建设方曾多次自筹资金管护，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常养护、绿化修剪等专业问题[7]。
针对上述问题，多地建立口袋公园管护机制。柳州市推行“市民园长”共治模式，由热心市民参与日常管理和意见征集，并出台城市绿化条例、园林绿地认建认养实施办法，推行“政府规划＋企业定制”的口袋公园绿地认建认养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园夜间灯展、研学运营等业态开发[10]。成都工人村项目将居民组织嵌入改造和管护过程，社区党委成立片区临时党支部，居民骨干和自治小组参与意见收集与矛盾协调，改造后的社区治理延续了共治基础。
七、运营模式与可持续性
口袋公园的可持续运营需要解决“建设投入一次性、管护支出长期性”的错配。中指研究院报告在总结全国实践时提出，“从建造城市”到“运营城市”要求在项目策划阶段就考虑改造后的使用、服务和经营，公共投入与长期使用效果需要相互衔接，把建成后的使用效果作为后续改造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运营前置的做法已在项目中应用。中指研究院报告记载，成都猛追湾项目采用EPC＋O模式，将设计、采购、施工与运营结合，运营方提前参与设计，用渐进改造的方式使空间尺度和展示方式对应商户经营需要，万汇空间已吸引50家成长性文创企业入驻。
“以商养园”是经营性收益反哺管护的主要路径。在合规前提下，部分口袋公园布局文创市集、便民轻业态，以经营性收益补充养护资金[6]。功能复合化是另一条提升使用率的路径：福州鼓楼区灵响社区在口袋公园建设中嵌入快递货架和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居民散步时可顺路取件和投放垃圾[5]；重庆大渡口区多个口袋公园配备直饮水、夜间照明，部分设有智能充电座椅和遮阳避雨廊架[6]。柳州广电游园创新实行“分段共治”模式，周一至周五作为“安静区域”满足家长等候休憩需求，周末联合社区、学校开展文化活动[10]。中指研究院报告同时以北京首钢园、上海四川北路等案例说明，公共空间通过活动组织和业态培育延续人气，是园区和街区更新中“持续使用和经营检验改造效果”的普遍做法。
